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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術交流

最高院首例公證損害賠償糾紛案評析

阮嘯 徐秀瓊 北京大成(杭州)律師事務所,浙江省嘉善縣公證處

       裁判規則

       公證損害賠償責任的認定需要結合侵權責任法的規定,即一般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包括過錯、損害后果和因果關系。過錯的認定通常應由公證機構復查確定,但人民法院也可以根據相關證據綜合判定。為申請公證機構復查所花費的交通費、食宿費等雜項費用,并非其基于對公證 書的信賴行事導致的利益損失,與公證行為不具有因果關系。

       案件情況

       (2017)最高法民申3746號民事裁定系最高人民法院所受理的一起公證損害責任糾紛案件:郭仲光、郭曉吾、郭曉前因與太原市城北公證處的公證損害責任糾紛,不服山西省高級人民法院(2016)晉民終345號民事判決,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申請再審。

       郭仲光、郭曉吾、郭曉前申請再審稱,(一)本案案由是公證損害責任糾紛,但原審法院作出對公證 書是否具有證明力尚待確定的認定,超出和不符合訴訟請求。(二)《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第三十九條規定的復查程序只是救濟途徑之一,郭仲光、郭曉吾、郭曉前有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第四十條向法院起訴太原市城北公證處,原審法院認為其應以發生實體爭議的其他當事人為被告起訴,適用法律錯誤。(三)原審認定事實證據不足。1.公證人王某某和李某出具的《情況說明》可以證明遺囑公證系郭曉鴻申請,而非韓浦本人申請。2.原審法院認定太原市城北公證處將復查結果書面回復郭曉吾缺少證據證明。3.原審將為訴訟而支付的交通費、食宿費損失認定為不是基于信賴行事導致的利益損失錯誤。(四)本案曾因《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第四條被發回重審,但二審又駁回訴訟請求,自相矛盾。(五)公證員未對韓浦的行為能力進行審查、未見證遺囑如何形成、代韓浦在遺囑打印件上簽字的黃玲珍系利害關系人郭曉鴻的女朋友,太原市城北公證處違反規定炮制公證遺囑。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六項、第十一項的規定,請求依法撤銷一、二審判決,再審改判支持其一審訴訟請求。

       太原市城北公證處未對再審申請人的內容提交書面意見。

       最高人民法院經審查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第四十三條規定,公證機構及其公證員因過錯給當事人、公證事項的利害關系人造成損失的,由公證機構承擔相應的賠償責任;公證機構賠償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過失的公證員追償。當事人、公證事項的利害關系人與公證機構因賠償發生爭議的,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規定,一般侵權責任的構成要件包括過錯、損害后果和因果關系。第一,就過錯要件而言,郭仲光、郭曉吾、郭曉前主張太原城北公證處未盡審查義務且違反公證程序規定,故公證機構存在過錯。本院認為,郭仲光、郭曉吾、郭曉前的主張主要涉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公證活動相關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四條第四項、第五項規定的法院應當認定公證機構存在過錯的情形。根據原審查明的事實,郭仲光、郭曉吾、郭曉前已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證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對涉案公證 書提出異議,太原市城北公證處經過復查認為涉案公證 書真實、有效。從談話筆錄及公證人王某某和李某出具的《情況說明》內容看,可以證明太原市城北公證處在作出公證遺囑前已對韓浦本人的精神狀況進行審查,且遺囑打印件的內容與《談話筆錄》中韓浦的遺囑意愿相符,顯示了公證遺囑形成的過程。郭仲光、郭曉吾、郭曉前提出的公證遺囑上代簽字人黃玲珍系利害關系人的主張,但未提交任何證據證明,根據《公證遺囑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遺囑人既不能簽字又無印章的,應當以按手印方式代替簽名或蓋章”之規定,該公證遺囑上的手印系韓浦所捺且公證機構也將韓浦左右手指印存檔封存,符合遺囑公證的相關程序規定。因此,綜合本案現有證據不能證明太原市城北公證處存在過錯。第二,就損害后果及因果關系而言,郭仲光、郭曉吾、郭曉前對案涉公證 書的事項有爭議主要是認為公證 書涉及到事項直接影響到其繼承權,其訴案外人郭曉鴻繼承糾紛一案現已二審終結,該判決確認了公證遺囑的效力,駁回其訴訟請求。本案中,郭仲光、郭曉吾、郭曉前起訴主張的損失主要為申請公證機構復查所花費的交通費、食宿費等費用,并非其基于對公證 書的信賴行事導致的利益損失,與公證行為不具有因果關系。因此,郭仲光、郭曉吾、郭曉前的訴請缺少事實和法律依據,原審對其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并無不當。

       因此,最高院認為郭仲光、郭曉吾、郭曉前的再審申請不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條第一項、第二項、第六項、第十一項的情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四條第一款,《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的解釋》第三百九十五條第二款規定,裁定駁回郭仲光、郭曉吾、郭曉前的再審申請。

       法律評析

       一、背景概述

       本案是一個典型的涉及遺囑公證的公證損害賠償糾紛。截止至2018年8月5日,中國裁判文書網中關于“公證損害賠償糾紛”案例共計1206件。而本案卻系上述案例中,由最高人民法院對該案由作出的首例、也是唯一一例的裁判。

       二、從公證損害賠償糾紛角度分析

       (一)公證侵權的構成

       公證過錯賠償的構成要件是指公證機構承擔賠償責任的條件。根據學術界的通說,構成公證過錯賠償責任必須具體以下幾個要件:第一,主體適格。《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公證活動相關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1條確認公證過錯賠償案件的被告為公證機構。可見,公證過錯賠償的主體為公證機構。本案中被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為山西省太原市城北公證處,沒有異議。第二,行為要件。首先,公證人員在執業過程中必須有過錯。《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涉及公證活動相關民事案件的若干規定》第4條以列舉了可以認定公證人員有過錯的七大行為。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審查認為并無證據證明山西省太原市城北公證處存在過錯。其次,公證人員的行為具有違法性,即公證機構及其公證人員在辦理公證過程中違反了國家的法律、法規和有關公證的各項規章制度。本案中,也沒有證據證明山西省太原市城北公證處違法行為。最后,必須行使的是公證職權的行為。既包括證明民事法律行為、有法律意義的事件和文書的真實性、合法性的證明性業務,也包括公證機構辦理的提存、證據保全、代征稅費等其他業務。第三,必須有損害發生,即公證機構及其公證人員的過錯執業給公證申請人或者公證事項利害關系人帶來了損害。第四,損害與公證機構及其公證人員的過錯之間具有因果關系。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審查認為“本案中,郭仲光、郭曉吾、郭曉前起訴主張的損失主要為申請公證機構復查所花費的交通費、食宿費等費用,并非其基于對公證 書的信賴行事導致的利益損失,與公證行為不具有因果關系。”因此本案再審申請人所稱損害與公證機構及其公證人員的過錯之間不具有因果關系,故而不成立所謂“侵權”。

       (二)審查前置程序

       有觀點認為:“當事人、公證事項的利害關系人的訴權問題,不能向人民法院起訴公證機構,只能向出具該公證 書的公證機構提出復查申請;經當事人、公證事項的利害關系人申請,公證機構仍不予糾正或者補正的,當事人、公證事項的利害關系人有權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公證機構承擔因公證 書錯誤引發的賠償責任”。本案中最高人民法院很顯然正是將公證復查的前置程序作為了認定公證機構是否存在過錯的條件之一。

       (三)實體審查過錯

       最高人民法院除了關注公證復查這一前置程序外,對公證機構是否存在過錯也進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實體審查。實際上,有很多法院判決公證機構承擔賠償責任的案件,并不是公證機構主動撤銷文書的情況。從統計的比例來看,只有不到半數(44%)是明確涉及公證文書被撤銷的。也就是說,這個兩者的關系不必然關聯。譬如保全證據、遺囑、協議等類型的公證往往會被提交至人民法院作為證據進行質證,而公證文書非因關聯性而未能被采信時,即使其不被公證機構所撤銷,往往也能被證明公證機構有違公證法之處。

       但本案中,太原市城北公證處辦理該公證遺囑已盡審查核實義務,符合《公證法》等相關程序規定;同時法院的另案中也已判決確認了遺囑的效力。故而公證機構也就不存在過錯。

       (四)訴訟請求適當性

       本案中最高院審查認為:“本案中,郭仲光、郭曉吾、郭曉前起訴主張的損失主要為申請公證機構復查所花費的交通費、食宿費等費用,并非其基于對公證 書的信賴行事導致的利益損失,與公證行為不具有因果關系。因此,郭仲光、郭曉吾、郭曉前的訴請缺少事實和法律依據,原審對其訴訟請求不予支持并無不當。”也就是說,最高院非常明確地指出了再審申請人的訴訟請求是不適當的:因為對這些費用的賠償請求于理于法都無法站得住。

       三、從遺囑公證角度分析

       (一)行為能力的審查

       本案立遺囑人韓浦是否具備行為能力是法院在審查公證處過錯中所提及的——“從談話筆錄及公證人王某某和李某出具的《情況說明》內容看,可以證明太原市城北公證處在作出公證遺囑前已對韓浦本人的精神狀況進行審查”。這里面就有兩個“審查”的問題:其一,是公證機構對立遺囑人精神狀況的審查,這是公證機構所應盡到的充分審查、核實義務;其二,是人民法院在審理公證損害賠償糾紛過錯中,就過錯事宜對公證機構的審查。兩者均需審查到立遺囑人行為能力問題,可見該問題的重要性。

       (二)“親自”申請

       盡管筆者無法從裁判文書中獲知再審申請人所指為何,但從筆者的經驗來看,這的確也是一個比較容易引起爭議的話題:老人訂立公證遺囑確實有可能系子女先去聯系公證機構。有的是因為老人確實年紀太大,不方便咨詢或者跑材料;有的卻是因為子女對財產有所覬覦,借老人的名義先來打聽或者預約。

       但不管如何,實際到公證員面前表達立遺囑意思并辦理從申請開始的所有遺囑訂立程序,均需要立遺囑人本人來進行。從這個角度上來說,再審申請人的觀點估計是站不住腳的。

       更何況,立遺囑人到底是不具有民事行為能力,還是沒有“親自”來申請辦理公證——這兩個理由是明顯矛盾的理由。也即不具有行為能力的,就算“親自”來也沒用;沒有“親自”來的,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也沒用。而同時提出兩個理由的,則就是再審申請人自己的邏輯混亂了——甚至反過來證明了再審申請人對兩個理由均沒有事實可以支持。

       (三)代簽字行為問題

       再審申請人認為“代韓浦在遺囑打印件上簽字的黃玲珍系利害關系人郭曉鴻的女朋友”。十幾二十多年前確實曾有過代簽情況發生;甚至現在的工商局登記材料中,也可以說是代簽到處有。站在歷史的角度來講,我們對歷史的問題應當有一個客觀的看法。實際上,當時的代簽并不是當事人意思確認的形式,立遺囑人對遺囑的確認是以捺指印的方式。最高院對本案也已經有了定性:根據《公證遺囑細則》第十八條第二項“遺囑人既不能簽字又無印章的,應當以按手印方式代替簽名或蓋章”之規定,該公證遺囑上的手印系韓浦所捺且公證機構也將韓浦左右手指印存檔封存,符合遺囑公證的相關程序規定。也就是說,由于老人不會寫字,所以我們不用去管是不是代簽的問題;我們只要確認手印的真實性即可。換句話說,代簽字在此處只不過是他人幫助立遺囑人表明手印的捺印者身份的作用。當然,在訂立公證遺囑時,工作人員還是要盡量避免出現這個問題。

       四、結語

       盡管目前“公證損害賠償糾紛”只是民事案由中非常小的一個類型,但“公證損害賠償糾紛”逐年上升的趨勢還是非常明顯的。尤其是我們需要關注遺囑公證的涉訴問題,因為根據中國統計年鑒的數據,這兩項在整個的國內公證類型中的業務量通常只占到1-2%左右的比例,但在此處訴至法院的糾紛類型中卻分別占到了20%,遠遠大于其它同類公證的涉訴比例。本文案例是目前首例且系唯一一例由最高人民法院裁判的公證損害責任糾紛案件,所涉及的公證類型又恰巧是糾紛比例最高的遺囑公證。相信我們對于最高院的這個首例案件的解讀對了解相關類型公證的風險、加強公證質量以及公證執業自我保護都是有益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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